Adventure Capitalist: Hit the Road!

【臺灣台北】樂生院原地保留運動努力至今，已成功開闢「公共工程，公開審議」的最後戰場。目前所有爭議點都聚焦在「欣陸工程顧問公司建議案（以下簡稱九十％案）」，與「台北市捷運局折衷案（以下簡稱四十％案）」之間，孰可孰不可。

為此，日前（十八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開「台北捷運新莊機廠樂生療養院保存方案工程技術可行性」研商會議，會中聚集交通部、文建會、運輸研究所、台北縣市政府、台北市捷運工程局，中華、欣陸及中鼎三家顧問公司，以及土木技師公會和工程、水保、建築等各方專業代表。

會中歸納出「軌道線形直線距離」及「水土保持開挖技術」兩個關鍵問題，與一直以來台北市捷運局的疑慮不謀而合。如此結論，已頗有「工程可行，再談保留；工程不可行，保留必須另籌他法」的味道。

底下便就「軌道線型」稍微說明一下「九十％案」與「四十％案」兩者之間的關鍵差異：

捷運新莊機廠示意圖

這是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原先的立體示意圖。樂生療養院舊院區位址，位於圖片上側紅色圈圈處，一直延伸到部分軌道預定地（這張圖片中並未清楚標示）。

如圖，「九十％」替代方案是將維修機廠（青綠色區域）和行政大樓往右下側縮減，這樣樂生院舊院區保留範圍可以加大。（如圖中兩個紅色圈圈及箭頭所標示。）但如此變更，軌道線型必須重新安排（圖中藍色圈圈處）。

下圖便來說明這藍色圈圈中的大學問，幾乎是一切關鍵所在。

爭議點軌道線型示意

左側是「九十％案」的軌道線型，右側是「四十％案」的軌道線型。黑色平行曲線表軌道、藍色長方形表捷運車廂、兩個小藍色正方形表車廂底下轉向架。（本圖僅為示意，比例尺和曲率難免失真。）

「九十％案」的扇行軌道弧度過大（曲率半徑過小），反向曲線（Ｓ型曲線）之間的直線段距離過短。曲率半徑過小易造成「左右搖動」（Rolling）、直線段距離過短易造成「蛇行搖動」（Yawing）。

見圖，前面的轉向架向左，後側的轉向架向右，車廂遭受拉扯。別說是行駛在軌道上的捷運車廂，想像一般私家轎車要如何前輪向左、後輪向右，還必須順利前進……

Rolling 和 Yawing 都會增加車廂傾覆風險。誠然，本段並不載客，較少人身安全顧慮；但這麼勉強的線型會讓鋼輪和軌道磨耗速度加快，車廂結構長期也易受損傷。鋼輪磨耗會導致車輪失圓，喪失行車穩定；鋼輪和軌道磨耗，則讓本段行車噪音提高。

整體而言，「九十％案」在未來會增加無數養護成本，以及許多潛在的行車安全風險。（車廂結構長期受拉扯、鋼輪失圓，也許某年某刻，台北捷運就歡樂上演奪命出軌。）

直線段距離與轉向架

台北市捷運工程局軌道設計規範要求反向曲線（Ｓ型曲線）之間的直線段至少二十五公尺，實是出於前述考慮。台北捷運車廂每節二十三點五公尺、前後轉向架之間的距離約十八公尺，要求直線距離二十五公尺並未過苛。

至於高雄捷運是不是只要求五公尺，在《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土建及車站工程設計規範》裡頭並未寫明，僅列出相關計算公式；實則還要看高雄捷運車廂前後轉向架之間的距離。

總和以上，直斥「樂生留九十，捷運不延遲」胡說八道並不為過。不過樂生青年們也不必太憤怒，蟻多摟死象、群盲殘菁英，畢竟這個島對科學不太嚴肅；公共工程會既接手，「九十％案」雖不易成局，總會擠出一塊餅回應這陣子的政治氣氛。而整個臺灣社會在這過程中得到什麼、又失去什麼，就是另外的話題了。

【臺灣台北】昨天跑去「樂生大遊行」現場逛了幾圈（中正廟），計有三～五千人之譜，聲勢普通。宣傳手法因襲舊梗，聲援團體清單列了一長串，像氣球一般脹開來的集體表徵模糊了每個行動主體的面貌。

這種遊行會有效，但沒有用。

有效的原因拜民進黨總統初選之賜，蘇謝相爭，片刻不容有失。而現任行政院長蘇貞昌在樂生院事件中因緣際會被擠到火線，順了姑情便逆了嫂意，兩全不能其美，他是有苦自知。謝長廷拿自己的高雄車站保留案當例證，佔據到一個比較親樂生院支持者的位置。（不過很有趣，樂生青年卻趁高捷施工意外，在背後捅了謝長廷一刀。）謝現在話雖然說得好聽，但換他在蘇現在這個時點這個位置，也不容易做出其他決策（照單全收，原地保留）。

因此昨天的遊行和這陣子樂生陣營一波波文攻會產生一些效果，大概在五月底民進黨初選出爐以前，捷運新莊機廠工程不容易有定案。對蘇貞昌來說，目前什麼都暫緩，講一些場面話，會是最好的決策。

再來談台北縣府，周錫瑋一向被詬病沒大腦、沒肩膀又沒 guts，支持樂生院原地保留的「正義騎士」鬧一鬧，會給周帶來不少心理壓力。兩造之間雖然立場不同，但判斷事情的思考模式幾乎如出一轍——都喜歡講究感覺，follow their emotions，周錫瑋如果感到害怕，就會瞻前顧後猶豫不決。

周既沒大腦又害怕，樂生案自然一邊擺著爛。真要做出原地保留的決議也不容易（原因下詳），要果敢拆除，必須等反對樂生陣營的相應勢力照搬推他；可是這股勢力是不是龐大、緊密地存在不無疑問。畢竟新莊市民不太可能像學生一般組織起來，正常人都得趕早出門謀食，回到家就癱了；缺乏意識型態當支撐，加上前波動員已耗掉不少能量（反應也不佳），因此在輿論的屠宰場上，新莊市注定被吃盡豆腐。

這樣推測起來，周錫瑋不敢有動作，蘇貞昌至少要等初選底定。牛俊八和郝龍斌挨上的砲火很小，並且順手都轉給行政院。那麼在六月之前，樂生院舊院區的支持者還能安心守住聖地。

再來講為什麼沒有用。

開門見山，「九十％案」幾乎快變成宗教，不是可行的工程圖，北市捷運局立場會拿這麼硬，就佔了這個先。（當然，如果政治運作壓倒專業、政治正確壓倒科學，則另當別論。）高雄車站的例子是畫圖階段就已決定好，要怎麼施工，要怎麼搬遷後原地重組；並非像樂生案一樣，頭剃了一半才一堆人介入要求大改髮型。

工程問題，科學問題，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做不到。太陽繞地球轉或地球繞太陽轉，不是讓神職人員手按著聖經決定。所以一百八十幾位學者連名購買廣告一事最讓人無奈，仔細看一下名單，法政傳播文史社會點點一大串，外行人執烹煎手，就沒有一個工程專業，遑論軌道工程專家聲援。

樂生案到現在這麼死結，原地保留案掙扎難產，跟地方財團的利益關係已經不大，與捷運局官僚作風也不一定有關，許多指控已淪為最低級的陰謀論展示。會卡住樂生院，就是工程，你要痛罵之前規劃過程沒良心、沒知識、欠缺文化素養，都可以，但現在要逆天根本強人所難。

揚棄教條，邁步第三道路

因此回過頭來就要另外找一條路，呼籲樂生院支持者當中的有識之士覺醒——不要太執著在虛幻的「九十％案」，有什麼好方法真正雙贏？而不是讓「同情弱勢」的教條壓倒不擅言辭的工程人員、壓倒所有其他可行性的討論案，尤其當運動已經變質為革命情懷的消費場所。

既然普遍認定樂生院新院區（迴龍醫院）未必適合療養，那麼將新院區室內重新裝修是一個方式，把相關住房移往低樓層，裝修工期也不需太久。況且按原訂工程計劃（四十％案），捷運機廠竣工後將維持「雙院區」設計（樂生院新舊院區並存），漢生病友若不習慣大樓起居格局，可遷回昔日磚造矮舍。

另一個方法是「建築群異地拆遷重組」，此法並非無前例。埃及尼羅河上游水域的阿布辛貝、台北敦化南路上的林安泰古厝，皆採原貌原材異地重建。（雖然部分文史信徒認為，異地重建斬斷了歷史建築／人文聚落與其歷史發生場域之間的重要關聯，因此嚴厲反對；但這畢竟是過份極端又不負責任的象牙塔囈語。）

目前舊院區的「王字型醫療大樓」和「七星院」（被認為最具保存價值的建築群）即預計採行前述工法保留。進一步來說，將保留區域擴及其他低矮窳陋房舍，另尋一片風光明媚山水寶地，將樂生院建築群徹底搬遷，可以是目前僵局下最佳解套方案。

說到底，一點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可以談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將某些價值無限上綱，強人所難的解決方案，只有一堆指控＋通牒而不能談，這才是問題。捫心自問，如果真正為了漢生病友人權，為了那幾棟歷史建築，（而沒有為了自己的什麼情懷的乖張執拗），可行的方法太多了，沒有一定非要把人和建築物綁在迴龍原地不可。

事件簡述：

台北捷運新莊線調度機場規劃位於台北樂生療養院現址，部分人士主張 a.病友人權和 b.古蹟價值，反對樂生院拆遷，要求捷運工程變更設計。衝突始末，請見臺灣中央通訊社專題報導（1, 2, 3, 4, 5, 大事紀）。

相關閱讀（反對樂生青年）：

（zonble）問題的具體感
（eslite12）寫在樂生的最後時光
（陳真）說點社運的風涼話

譯者按：部落格「向右轉，向前走」提醒我這篇有意思的文章。作者 Steven E. Landsburg 宿負盛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經濟系教授，著有《生命中的經濟遊戲》、《公平賽局》……等暢銷書。

本文譯自 Landsburg 在《Slate》雜誌的專欄「Everyday Economics」，他取材 Mark Aguiar 和 Erik Hurst 的研究〈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討論近四十年來另外一種美國的不平等。文章標題「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不無挑戰韋伯倫（Veblen）之意。

有閑階級論

一個經濟之謎：與高所得者相較，為何低所得者擁有更多空閒時間？
（譯者按：與韋伯倫的命題完全相反。）

史蒂芬．藍思博　　2007年03月09日，美東時間下午 1:23

正如我們所知，過去四十年來，美國不平等的現象日益增加。高低技術受雇者之間的差距較以往都來得大，並且繼續拉開當中。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彌平此一差距？嗯我認為，底下這個建議也許不錯：糾集一群生產線上的勞工，強迫他們到公司高階主管家中除草。

因為我說的不平等，乃指休閒時數的不平等；教育程度越低者，享有越多悠閒時光。

在一九六五年，人們不分階級都享有差不多的休閒時數。相同性別、年齡，與家庭人數的美國民眾，不論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為何，都擁有約略相同的休閒時數。在那之後，趨勢發生兩種變化：首先，休閒時數（一如所得），不分階級，戲劇性地全面增加；其次，雖然每個人都是贏家，但處於社經地位最底層的那些人獲得最多果實。

為了量化此一趨勢，我們首先必須定義「休閒」。在書桌前或生產線上工作，肯定不是休閒，洗滌衣物和整燙也不是。然而站在冷飲機前面、通勤、園藝活動、照顧寵物、保養汽車、與孩子下棋……這些又該如何歸類？分類前述活動都倚賴主觀判斷，但不管如何分類，最後結果都大同小異。

Mark Aguiar 教授與 Erik Hurst 教授結合了幾項大型調查，他們發現，不管如何定義「休閒」，趨勢都非常清楚。在一九六五年，人們平均每週耗費四十二小時在工作崗位上；加上喝咖啡、午休和通勤時間，這個數字約是五十一小時左右。今天這組數字是三十六小時和四十小時。

而多出來的時間，人們都拿來從事什麼活動呢？一些時間花費在購物和操持家務，大部分用來看電視、讀報紙、上酒吧、出席派對、放鬆心情、打高爾夫、瀏覽網路、拜訪朋友……以及做愛。

總之，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人們平均每週額外擁有六～八小時的休閒時數，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九週假期。（譯者按：全年新增休閒時數，除以每週平均工時。）

另外對女性而言，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從一九六五年的十七小時，增加到今天的二十四小時；包含休息和通勤，則從二十小時提升到今日的二十六小時。與此同時，家務勞動從每週三十五小時降低為二十二小時。計算下來，女性每週休閒時數淨增加四～六小時，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五週假期。

一小部分的休閒時數增加，起因於人口組成成分變化。美國人平均壽命提高、子女數下降，所以平均起來，人們工作得較少，並不令人意外。

即便如此，比較不同世代但擁有相似特徵的美國人——那些家庭大小、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相若的樣本；平均每週休閒時數仍然增加四～八小時，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七週假期。

並不是每個人都分得這塊大餅。約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仍陷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作時數當中；而在極端的另一側，有另外百分之十的美國人，每週額外獲得十四小時或以上的休閒時數。（以上皆與一九六五年同質樣本比較。）

總的來說，那些所得成長停滯的族群（低技術與低教育勞工），摘採得最大顆果實；相反的，所得成長幅度越高、教育程度越好，休閒時數增加越少。

可惜 Aguiar 和 Hurst 並未能充分解釋這個上升中的不平等，就像我們還無法完全掌握造成所得增長不平等的原因。撇開以上，我認為此處說明了兩個重要的道德意涵：

第一，人們不單獨仰賴麵包而活，我們快樂的泉源只有一部份來自於所得。與朋友歡聚、我們的嗜好和喜愛的電視節目，都是讓我們心情愉悅重要的一部份。因此，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課題——在所得競賽中獲勝的贏家，在休閒時數增長中只分得一小塊的餅；反之亦然。

第二，某些「文化菁英」和政客習於將任何所得差距增加視為「問題」，認為需要修正，通常主張透過某些具有重分配意涵的稅賦政策來進行「矯正」。套用相同邏輯，我們馬上能夠斷定，為了逆轉過去四十年來增加中的不平等，我們必須採取某些作為——將那些擁有額外時間的鄉民捆成一團，強迫他們無償為「不幸」的有錢鄰居工作。

如果你覺得「所得重分配」理所當然，卻極力抗拒「休閒重分配」，你也許需要捫心自問：這之間難道有什麼根本上的差別？

臺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ＮＣＣ）成立一年多來風波不斷。當初左派傳播學者呵護ＮＣＣ備至，大有「斯機關一出，『市場亂象』可解」之瞻望。孰料機關成立後擾民屢起，民怨日深，ＮＣＣ差堪稱現代「三作牌」——「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

從用什麼手機、打什麼電動、看什麼電視、玩什麼網路……ＮＣＣ無所不管，到處馳騁其權力身影；猶愛介入各式各樣電信消費費率，彷彿上個世紀計劃經濟國家，中央物價委員會再臨。而人民被矮化成嬰兒車裡的三歲小孩，只能聆聽ＮＣＣ爸爸的教誨，等待傳播學院的「知識分子」們君臨聖斷；聽那陳腔濫調，有如教條覆誦機般嚷嚷著一句又一句：「應該、應該、應該、應該……」

自由主義大儒海耶克畢生與管制思維為敵，力拒「萬能政府」神話（註），他的《到奴役之路》也許過份憂心，畢竟不是每一個掌權者都會變成歐威爾筆下的拿破崙（一九四五，《動物農莊》）。但觀察臺灣ＮＣＣ近一年來表現，我們不由焦慮，給滿口仁義道德的傳播學者一個鼻子，他們就蹬上了臉；一點點權力，也忘情揮舞得淋漓盡致。

註：萬能政府主張大抵認為，擁有高度能力的政府，其善意管制（尤其是物價管制）可以「矯正」市場競爭下的「缺失」；譬如凱因斯、各種社會主義。

ＮＣＣ醜聞事件簿：

【承前面兩篇文章（1、2）架構，關於當代的左派和右派，提供一點補充。】

當代左右之爭，演變至今，環繞在社會民主主義（左）與新保守主義（右）之間的對抗。值得注意的是，比較新的政治研究都不認同這個分類方式，而改採 Nolan Chart 的四元分類。

社會民主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多少都有些集體主義成分，只是關注面向不同。前者放大經濟活動的社會責任（反麥當勞即出於類似思維），後者強調倫理與政治的集體價值（譬如反墮胎）。

如果社會民主主義往經濟管制再多走一點，走到 State Capitalism ,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放棄民主政治這條底線，走向一人統治或寡頭統治；我們定義，這是「左翼威權」（極權）國家。例如：古巴、北朝鮮、東歐前共產國家。（高強度的經濟管制和高強度的政治與倫理管制）

如果主張政治和倫理管制的陣營，也讓權力擁有者膨脹到缺乏民主制衡，我們定義，這是「右翼威權」國家。例如智利軍政府、臺灣蔣家政權、部分親美的西亞產油國。（較低強度的經濟管制和高強度的政治與倫理管制）

另外「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則是大家現在在民主國家習見的「經濟事務左右之爭」。

所以我們有四個象限：左翼威權（共產極權）、右翼威權、自由左翼（民主左派）、自由右翼（自由人主義／自由意志論）。分別從社會民主主義陣營和新保守主義陣營出發，往政治與倫理不自由多一點，就變成「左翼威權」和「右翼威權」，往政治與倫理自由多一點，就變成「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

左右之爭，現在與未來

政治路線爭執發展到八０年代末九０年代初以後，除了 the rest of the world ，大概已經沒有「左翼威權 vs 右翼威權」的問題。在已開發國家僅剩下泛北歐式社會民主主義（或說「自由左翼」，包括北美的「自由派」）對抗新保守主義、自由人主義（或說「自由右翼」）。

其中，一般人們提到的「宗教右翼」或「右翼民族主義（極右派）」，大抵包含在新保守主義的範疇當中，「自由右翼」並不與他們分享相同的個人德行或政治立場。

所以粗略地說，自由左翼與宗教右翼或右翼民族主義之間的歧異，主要在倫理和政治，另外才帶到經濟；而自由左翼與自由右翼之間的嫌隙，則完全著重在經濟政策層面。

假使進一步詢問「當前的左右之爭，結局將會如何？」那麼關於人的行為「應該」要如何的部分，涉及到信仰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或宗教、都有無法忍受的行為或看不慣的舉止，可能永遠無解。

但若是討論經濟制度如何安排，什麼該開放、什麼暫時只能以管制作為次佳選擇，以求增加社會總產出與適當分配（to make most people better-off），這就是科學問題。

雖然短期內，社會科學界的伽利略們，得持續忍受自由派媒體發動的攻訐；長期探之，隨著各種經濟主張一再被實測和檢驗，科學觀念廣泛傳布，人類將會陸續否證掉部分異想天開的胡謅（譬如計劃經濟），並弱化不當政策的危害性（譬如臺灣讓最低工資法案形同虛設），從而逐漸走向普同富裕之路。

也許到了那一天，經濟路線的左右之辯將如同今日物理學，僅僅競爭於學院門牆內，而再也毋須耗費大量社會成本進行試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