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部落格「向右轉，向前走」提醒我這篇有意思的文章。作者 Steven E. Landsburg 宿負盛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經濟系教授，著有《生命中的經濟遊戲》、《公平賽局》……等暢銷書。

本文譯自 Landsburg 在《Slate》雜誌的專欄「Everyday Economics」，他取材 Mark Aguiar 和 Erik Hurst 的研究〈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討論近四十年來另外一種美國的不平等。文章標題「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不無挑戰韋伯倫（Veblen）之意。

有閑階級論

一個經濟之謎：與高所得者相較，為何低所得者擁有更多空閒時間？
（譯者按：與韋伯倫的命題完全相反。）

史蒂芬．藍思博　　2007年03月09日，美東時間下午 1:23

正如我們所知，過去四十年來，美國不平等的現象日益增加。高低技術受雇者之間的差距較以往都來得大，並且繼續拉開當中。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彌平此一差距？嗯我認為，底下這個建議也許不錯：糾集一群生產線上的勞工，強迫他們到公司高階主管家中除草。

因為我說的不平等，乃指休閒時數的不平等；教育程度越低者，享有越多悠閒時光。

在一九六五年，人們不分階級都享有差不多的休閒時數。相同性別、年齡，與家庭人數的美國民眾，不論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為何，都擁有約略相同的休閒時數。在那之後，趨勢發生兩種變化：首先，休閒時數（一如所得），不分階級，戲劇性地全面增加；其次，雖然每個人都是贏家，但處於社經地位最底層的那些人獲得最多果實。

為了量化此一趨勢，我們首先必須定義「休閒」。在書桌前或生產線上工作，肯定不是休閒，洗滌衣物和整燙也不是。然而站在冷飲機前面、通勤、園藝活動、照顧寵物、保養汽車、與孩子下棋……這些又該如何歸類？分類前述活動都倚賴主觀判斷，但不管如何分類，最後結果都大同小異。

Mark Aguiar 教授與 Erik Hurst 教授結合了幾項大型調查，他們發現，不管如何定義「休閒」，趨勢都非常清楚。在一九六五年，人們平均每週耗費四十二小時在工作崗位上；加上喝咖啡、午休和通勤時間，這個數字約是五十一小時左右。今天這組數字是三十六小時和四十小時。

而多出來的時間，人們都拿來從事什麼活動呢？一些時間花費在購物和操持家務，大部分用來看電視、讀報紙、上酒吧、出席派對、放鬆心情、打高爾夫、瀏覽網路、拜訪朋友……以及做愛。

總之，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人們平均每週額外擁有六～八小時的休閒時數，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九週假期。（譯者按：全年新增休閒時數，除以每週平均工時。）

另外對女性而言，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從一九六五年的十七小時，增加到今天的二十四小時；包含休息和通勤，則從二十小時提升到今日的二十六小時。與此同時，家務勞動從每週三十五小時降低為二十二小時。計算下來，女性每週休閒時數淨增加四～六小時，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五週假期。

一小部分的休閒時數增加，起因於人口組成成分變化。美國人平均壽命提高、子女數下降，所以平均起來，人們工作得較少，並不令人意外。

即便如此，比較不同世代但擁有相似特徵的美國人——那些家庭大小、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相若的樣本；平均每週休閒時數仍然增加四～八小時，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七週假期。

並不是每個人都分得這塊大餅。約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仍陷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作時數當中；而在極端的另一側，有另外百分之十的美國人，每週額外獲得十四小時或以上的休閒時數。（以上皆與一九六五年同質樣本比較。）

總的來說，那些所得成長停滯的族群（低技術與低教育勞工），摘採得最大顆果實；相反的，所得成長幅度越高、教育程度越好，休閒時數增加越少。

可惜 Aguiar 和 Hurst 並未能充分解釋這個上升中的不平等，就像我們還無法完全掌握造成所得增長不平等的原因。撇開以上，我認為此處說明了兩個重要的道德意涵：

第一，人們不單獨仰賴麵包而活，我們快樂的泉源只有一部份來自於所得。與朋友歡聚、我們的嗜好和喜愛的電視節目，都是讓我們心情愉悅重要的一部份。因此，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課題——在所得競賽中獲勝的贏家，在休閒時數增長中只分得一小塊的餅；反之亦然。

第二，某些「文化菁英」和政客習於將任何所得差距增加視為「問題」，認為需要修正，通常主張透過某些具有重分配意涵的稅賦政策來進行「矯正」。套用相同邏輯，我們馬上能夠斷定，為了逆轉過去四十年來增加中的不平等，我們必須採取某些作為——將那些擁有額外時間的鄉民捆成一團，強迫他們無償為「不幸」的有錢鄰居工作。

如果你覺得「所得重分配」理所當然，卻極力抗拒「休閒重分配」，你也許需要捫心自問：這之間難道有什麼根本上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