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部落格「向右轉，向前走」提醒我這篇有意思的文章。作者 Steven E. Landsburg 宿負盛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美國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經濟系教授，著有《生命中的經濟遊戲》、《公平賽局》……等暢銷書。

本文譯自 Landsburg 在《Slate》雜誌的專欄「Everyday Economics」，他取材 Mark Aguiar 和 Erik Hurst 的研究〈Measuring Trends in Leisure〉，討論近四十年來另外一種美國的不平等。文章標題「有閒階級論」（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不無挑戰韋伯倫（Veblen）之意。

有閑階級論

一個經濟之謎：與高所得者相較，為何低所得者擁有更多空閒時間？
（譯者按：與韋伯倫的命題完全相反。）

史蒂芬．藍思博　　2007年03月09日，美東時間下午 1:23

正如我們所知，過去四十年來，美國不平等的現象日益增加。高低技術受雇者之間的差距較以往都來得大，並且繼續拉開當中。問題在於，我們要如何彌平此一差距？嗯我認為，底下這個建議也許不錯：糾集一群生產線上的勞工，強迫他們到公司高階主管家中除草。

因為我說的不平等，乃指休閒時數的不平等；教育程度越低者，享有越多悠閒時光。

在一九六五年，人們不分階級都享有差不多的休閒時數。相同性別、年齡，與家庭人數的美國民眾，不論他們社會經濟地位為何，都擁有約略相同的休閒時數。在那之後，趨勢發生兩種變化：首先，休閒時數（一如所得），不分階級，戲劇性地全面增加；其次，雖然每個人都是贏家，但處於社經地位最底層的那些人獲得最多果實。

為了量化此一趨勢，我們首先必須定義「休閒」。在書桌前或生產線上工作，肯定不是休閒，洗滌衣物和整燙也不是。然而站在冷飲機前面、通勤、園藝活動、照顧寵物、保養汽車、與孩子下棋……這些又該如何歸類？分類前述活動都倚賴主觀判斷，但不管如何分類，最後結果都大同小異。

Mark Aguiar 教授與 Erik Hurst 教授結合了幾項大型調查，他們發現，不管如何定義「休閒」，趨勢都非常清楚。在一九六五年，人們平均每週耗費四十二小時在工作崗位上；加上喝咖啡、午休和通勤時間，這個數字約是五十一小時左右。今天這組數字是三十六小時和四十小時。

而多出來的時間，人們都拿來從事什麼活動呢？一些時間花費在購物和操持家務，大部分用來看電視、讀報紙、上酒吧、出席派對、放鬆心情、打高爾夫、瀏覽網路、拜訪朋友……以及做愛。

總之，取決於我們如何定義，人們平均每週額外擁有六～八小時的休閒時數，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九週假期。（譯者按：全年新增休閒時數，除以每週平均工時。）

另外對女性而言，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從一九六五年的十七小時，增加到今天的二十四小時；包含休息和通勤，則從二十小時提升到今日的二十六小時。與此同時，家務勞動從每週三十五小時降低為二十二小時。計算下來，女性每週休閒時數淨增加四～六小時，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五週假期。

一小部分的休閒時數增加，起因於人口組成成分變化。美國人平均壽命提高、子女數下降，所以平均起來，人們工作得較少，並不令人意外。

即便如此，比較不同世代但擁有相似特徵的美國人——那些家庭大小、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相若的樣本；平均每週休閒時數仍然增加四～八小時，相當於每年額外獲得七週假期。

並不是每個人都分得這塊大餅。約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仍陷在一九六五年的工作時數當中；而在極端的另一側，有另外百分之十的美國人，每週額外獲得十四小時或以上的休閒時數。（以上皆與一九六五年同質樣本比較。）

總的來說，那些所得成長停滯的族群（低技術與低教育勞工），摘採得最大顆果實；相反的，所得成長幅度越高、教育程度越好，休閒時數增加越少。

可惜 Aguiar 和 Hurst 並未能充分解釋這個上升中的不平等，就像我們還無法完全掌握造成所得增長不平等的原因。撇開以上，我認為此處說明了兩個重要的道德意涵：

第一，人們不單獨仰賴麵包而活，我們快樂的泉源只有一部份來自於所得。與朋友歡聚、我們的嗜好和喜愛的電視節目，都是讓我們心情愉悅重要的一部份。因此，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課題——在所得競賽中獲勝的贏家，在休閒時數增長中只分得一小塊的餅；反之亦然。

第二，某些「文化菁英」和政客習於將任何所得差距增加視為「問題」，認為需要修正，通常主張透過某些具有重分配意涵的稅賦政策來進行「矯正」。套用相同邏輯，我們馬上能夠斷定，為了逆轉過去四十年來增加中的不平等，我們必須採取某些作為——將那些擁有額外時間的鄉民捆成一團，強迫他們無償為「不幸」的有錢鄰居工作。

如果你覺得「所得重分配」理所當然，卻極力抗拒「休閒重分配」，你也許需要捫心自問：這之間難道有什麼根本上的差別？

電影票無疑是二十一世紀最火熱的贖罪券，繼《不願面對的真相》之後，最近又一部道德體操術電影大作——《血鑽石》。

然而，讓觀眾自我感覺良好的背後，為了戲劇效果和兜售意識型態，電影製作又犧牲了什麼真相呢？

「血鑽石」（Blood Diamond）原稱「衝突鑽石」（Conflict Diamond）或「戰爭鑽石」（War Diamond），係指「來自衝突地區，由未被國際承認的政權開採，銷售所得用以支持違背安理會精神的武裝衝突活動。」（A diamond mined in a war zone and sold, usually clandestinely, in order to finance an insurgent or invading army's war efforts.）

歷史上幾個主要的衝突鑽石出口國計有：安哥拉（Angola）、獅子山／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賴比瑞亞（Liberia）、象牙海岸／科特迪瓦（Ivory Coast）、剛果共和國（Rupublic of Congo）。

這部電影背景設定在一九九０年代，獅子山共和國血腥內戰。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反政府游擊隊，佔領村落後大肆屠殺村民，並強押婦孺採礦；再將礦石交易所得投入購買武器和毒品，進一步擴張武裝勢力，佔領新的村落和礦脈……這之中，反政府軍的礦石、武器和毒品交易，都透過鄰國賴比瑞亞泰勒政權「漂白」，免不了一些黎巴嫩商人和歐洲拍賣市場掮客遊走其間。

好了，問題來了，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evil? 按照歷史圖像，我們很容易把事件關係人列出：

正犯：獅子山共和國，革命聯合陣線（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共犯：賴比瑞亞共和國，泰勒政權

銷贓：黎巴嫩籍商人、歐洲拍賣市場掮客

受害者：獅子山共和國，礦山附近村落居民（被革命聯合陣線奴役、強姦、殘殺、截肢、強迫餵毒後送上前線……）

至於德商 De Beers ，被正義教十字軍不分青紅皂白獵殺當中，與其他非洲鑽石產地民眾一樣，都是遭逢無妄之災的潛在受害者。

何言如此？首先在獅子山共和國內戰部分，二００二年聯合國介入後已大抵停止，目前也完成首度民主選舉。而賴比瑞亞狂人泰勒則在二００三年出逃尼日被捕，現在在法國待審。

再來檢視「衝突鑽石」現況。

九０年代全球交易的原鑽當中，估計有百分之三～百分之十五來自武裝衝突地區。百分之十五已是最寬的估計了，不過電影為了進一步炮製衝突鑽石的「可怕」，刻意安排 Jennifer Connelly 提到「盛產鑽石的獅子山在過去五年都沒出口鑽石，鄰國賴比瑞亞卻在鑽石出口業方面賺進二十億美元，而賴比瑞亞並沒生產鑽石……」言下之意，賴比瑞亞等共犯國家沒有列入統計，顯然官方數字「才只有十五％」不可盡信。

但實情又是什麼呢？不說像賴比瑞亞這類國家早已被計入統計當中，百分之十五也不是哪門子的官方，那是 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 國際NGO組織提出的數字。

Partnership Africa Canada 接著又在報告中提到：「來自武裝衝突地區的鑽石， as much as 20% being sold for illicit purposes. 」。換言之，在一切都寬估的情況下，九０年代世界原鑽銷售總額，百分之九十七支應正常用途，百分之三（ 0.15 ＊ 0.20 ）讓標榜社會主義的革命軍購買武器屠殺百姓和強姦。

千禧年後國際鑽石業者推動 Kimberley Process 繼續抑制這些非人道行為，目前 conflict diamonds for illicit purposes 不超過百分之一。

那麼在這個時點上，不知出於什麼動機，盲目鼓動反商風潮；為了反對鑽石貨源中百分之一的衝突鑽石，大搞噱頭和煽情，讓另外百分之九十九的常規交易跟隨陪葬。寶石業蕭條直接影響到非洲鑽石產國的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等資源，也讓這些開發中國家失業率增加。

網友 draco124 在 PTT 政大種子社板說得很好：「我只想說一句，隨便因為一部電影、一些報導就抵制鑽石，只會讓正當靠 Kimberley Process 出口鑽石來活命的非洲窮國火上加油的更慘而已。」

你可以不相信 Kimberley Process 的效果，即使如此，這種拿百分之三的人作奸犯科就要怪罪全族的作法，也實在很像社群主義綜合症患者特有的思維。

再退而言之，就算真要東拉西扯大搞批判，與其努力指控部分鑽石商人貪小便宜（在歐洲拍賣市場買進 conflict diamonds）；不如反省社會主義或革命等等教義出了什麼問題，讓高舉這套邏輯的武裝組織會墮入以砍人和強姦為樂。

一個塞拉利昂、一套電影工業，滿世界向聲背實。標榜社會主義的革命軍殘民以逞，而西方左派的意識型態煉化術，卻努力要將罪名按在正派經營的商人頭上；也許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諷刺。

延伸閱讀：

"Sierra Leone's next steps", BBC NEWS, May 20, 2002

國際鑽石事實組織網站DiamondFacts.org

Bloody Nonsense: When diamonds are a propagandist's best friend

"The Diamond Dilemma",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006

皮諾契特掛了，哈珊即將臨刑，卡斯楚則命不久矣。只是一些西方左派和島內媒體人近來流行的論調，有不少反差讓人無法明白。

同樣在拉丁美洲、同樣用武力奪得政權、同樣缺乏民主、同樣採行威權統治、同樣被告上國際人權法庭、同樣逼使大群政治犯流亡海外、同樣經歷大國插手干政……但某些人卻可以一邊大肆聲討皮諾契特，一邊懷抱著儒慕之情傳訟古巴。

如果將代議民主體制視為「十誡」，視為分配權力和權利歸屬的一切標準，並以此標準檢視智利軍政府；那麼面對更不民主的哈瓦納（可參考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Democracy in Cuba）、更沒人權的伊斯蘭政教合一體制，民主左派何以又側其身軀改言其他，甚或慕情朝聖？

當反美反布希反到曲解九一一事件始末，反到將伊拉克各派系交戰中喪失的生命歸罪美利堅帝國（ex. the self-immolated insane Malachi Ritscher），卻不談哈珊政權底下百萬庫德族和什葉派的性命；便不知道滿口「正義、人權」，並積極主張國際干預的左派標準何在。

再來是臺灣第一質報，該報近一年來對社運團體頗為友善，友善到有聞必錄，既不介意瞎掰的 Pseudo-events ，也很少求證那些宣教式的說詞。

這份報紙非常有趣，基於編輯團隊特定的宗教信仰，不趁著皮諾契特掛點，努力用口水黏湊經濟學者和威權體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例如：經濟學的獨裁者迷思）。這部分我還頗能體諒，宗教刊物，不找幾隻倒楣鬼釘上十字架，信眾又如何在閱讀過程中感覺到勝利？

再者，攻打右翼威權體制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真理常常是越辯越明。只不過當該報在政治和論壇版面，拿著皮諾契特大做文章；副刊和與他們同聲唱和的文化圈子，卻又努力促銷著什麼書籍呢？《懸崖邊的貴族》……（無言）。

威權政府在智利固然邪惡，在臺灣，威權政府遺族卻被差不多的文化班底捧著供著，拜託能不能不要那麼大的反差呀！

皮諾契特、卡斯楚、哈珊，包括蔣氏父子，甚至絕大多數的伊斯蘭國度，這些無一非 Authoritarian Regime 。人權也好、民主也好、自由也好，要用什麼標準去檢驗智利、檢驗右翼威權；就請用什麼標準去檢驗古巴、檢驗左翼和其他伊斯蘭威權體制，以及檢驗至今仍然風光滿面的蔣氏一族。

不然就乾脆大方承認——重點是我們千禧年後回魂的集體主義正教徒，要藉皮諾契特之死大貼標籤，擠壓其他異端；不民主和沒人權云云，只是方便掛鈴鐺和扣帽子的好藉口。

中國時報　　2006/10/29

綠黨「把汽車送進地獄」　惹惱巴黎人

全球特派員／蔡筱穎／巴黎

從左派終於贏得巴黎市長選舉開始，巴黎的交通計畫就掌握在綠黨的手中，由於汽車汙染所引起的健康、氣候反常以及對石油的依賴等嚴重問題，使得綠黨提出反思為什麼巴黎必須落入汽車的陷阱？

基於巴黎市百分之九十四的馬路是供車使用，百分之五為公車，百分之一給自行車使用，而巴黎人百分之五十走路，百分之七十無車，綠黨因此主張：驅逐巴黎的私人汽車。

東管西限　就是要人別開車

綠黨交通計畫主持人波班提出的策略非常簡單，擴大公共汽車的行車道給公車、自行車和計程車，減少三線或四線的車道為一或二線，讓汽車進入車道就塞在其中無法進退，加上大量的取消停車位，目的是要駕駛人無法忍受而不開車，創造更多的綠色空間。

「將汽車送進地獄」計畫大刀闊斧在巴黎馬路上執行，水泥砌出分隔公車道和汽車道的界線，南部環城道路的電車施工每天祭出變換車道的標誌，北站前擁擠的車流現在更動彈不得，連救護車都沒迴旋空間。

私家車變少　公車也變慢了

「巴黎從未經歷過如此嚴重的交通阻塞」，右派議員、媒體都開始注意到這個令人怨聲載道的問題，駕駛、商人及郊區民眾都不斷批評巴黎的交通政策。

兩位學者針對巴黎市二○○四年的交通做出學術分析，他們發現，驅逐車子的策略確實降低了百分之十五的汽車流量，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的人也增加了百分之○點四，但是公車的速度減慢了百分之二，汽車駕駛人也開得較以前更慢，因為有更多的堵塞，所以，駕駛人浪費了很多時間，而且製造更多的空氣汙染，學者以時間成本計算，浪費在塞車的代價是將近六億一千八百萬歐元，而自行車所賺到的僅只三百萬歐元。

塞車製造空汙　摩拖車更多

市政府立即以針對十四萬巴黎人的民調來回應，百分之七十八的巴黎人贊成限制汽車流量，但這是數字的戰場，批判這個民調的人指出，受訪者中有百分之十二自行車騎士，而他們的成長率由百分之一增加為百分之一點四，即使綠黨的交通計畫給自行車極大的空間，但是巴黎人對騎自行車並沒有太大的熱情，每天只有五萬人以自行車代步，開車的人則有兩百六十萬。

市府宣稱減少百分之二至三的汙染，但這不是歸功於交通計畫的成功，而是政府針對汽車引擎和汽油品質限制，才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改善成績。

郊區到巴黎以前開車只要十五分鐘，現在則拉長至四十五分鐘到一小時，取而代之的摩托車增長百分之三十，市府現在要對付的是更汙染更多噪音的摩托車。

停車困難　中下階層漸搬離

市政府還取消了百分之六十二的停車位，並在晚上和周末加強取締違規停車，雖然嘗試規畫給專業者使用的停車場，但只能停三十五分鐘，之後必須付更昂貴的停車費，所以修理水電或是瓦斯的工人都抬高成本，顧客雖然心有怨言但也不敢發作，甚至還有一些送貨員因為無法停車，甚至拒絕送貨，面對一團亂的交通，警察也無可奈何。

很多公司遷往郊區，四年內巴黎少了一百多家大公司，兩千家商店關門因為沒有客戶，不僅工商業不願進入巴黎，連郊區民眾也因停車困難而不願進巴黎購物；巴黎市民雖然感到綠色空間增加，但減少許多生活上的商業機能，而生活更加昂貴也迫使許多中下階層民眾搬離巴黎。

封塞納河車道？市長不願做人質

面對所有針對綠黨交通計畫的抱怨和批判，市長德拉諾埃幾次嘗試要綠黨重新考慮他們不實際的交通政策，因為他希望讓商業和貨運更暢通，但未被綠黨尊重。

所以當六月時綠黨提出未來十五年的交通計畫，要封閉沿塞納河的快車道，公車、自行車和計程車各有車道，僅留一線給汽車，這個激進的「巴黎無車」交通計畫，使得社會黨議員終於發難，強烈要求市長不能接受，市長終於與綠黨起正面衝突。「巴黎市長德拉諾埃不願再做綠黨的人質！」這是世界報九月二十日的頭條新聞，畢竟交通黑暗怨聲四起，已經開始威脅著二○○八年的市長選舉了。

這是亞洲太平洋版的封面，一群死蠢歐洲佬被銅鍋焚煮。社論：Another great week for Europe - Paralysis in Italy, surrender in France（ProQuest 的資料庫，需所處單位或校園的 IP 具備該公司授權。）重點摘譯如下：

Things must get more hellish in Italy and France before they stand any chance of getting better.　在法國和義大利有任何機會變好之前，（也許他們）得先經歷更多地獄般的試煉。

兩件表面上不相干的事件，但有一個共通的、令人沮喪的結論。過去一週，法國政府決定撕毀一項剛剛通過的法律，這項充滿爭議性的法律，原本要為（失業率高漲的）年輕世代帶來更多充滿彈性的工作契約；而在義大利，充滿仇恨的選舉，產生了一個剃刀邊緣般的結果。結論：歐洲的核心國家還沒有準備好面對他們迫切需要的經濟改革。（也許）這樣的改革，得在經歷一次地獄般的經濟危機之後才會到來。

改革總是疼痛的。這三個國家（德、法、義）的選民還沒準備好吞服「改變」這帖痛苦的藥劑。同時，這三個國家也存在太多被過度溺愛的「圈內者」——具備工作保障的勞工、公務人員。他們知道改變將使他們失去（現有的既得利益），他們準備好與任何可能的變化戰鬥，即使這些變化是有助於那些「圈外勞工」，那些年輕世代、失業勞工，以及整個經濟體。

激進的改革要在這些國家中可行，必須具備兩件事：第一，選民、商人、工會，以及其他利益團體，必須共同體認經濟危機已經瀕臨不遠。第二，需要幾個意志堅定、無懼毀譽的政治領導家。但真正的問題是，對這些國家而言，過去以來，多數民眾都過得太好命；以致於他們無法產生普遍共識，認知他們的經濟體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之中。並且，他們也缺乏勇敢的政治領導家，願意縱身冒險、解釋改革的理由。

要治癒這些核心歐洲國家的經濟痼疾，只有一種令人沮喪但確切有效的方法：再經歷更多的經濟災難吧。上一週發生的事件，將這個慘劇又帶近了一些。

Apr-16-2006

 尼泊爾在革命中途

Bangkok Post - Nepal Bus Trips Landmine

固然，貧窮或財產權分配極度不均，讓某些生命的機會成本特別廉價，從而成為滋長革命／暴亂的溫床。 而且，也不會有其他口號比「打倒ｘｘ，（就有錢分）」的山賊正義還要直接和動人。

然而革命和戰爭的本質，表現人類最原始的血腥爭奪，從來不是站在疏離位置的西方左派所想像的那般溫馨浪漫。

為了追求戰鬥效率，以及權力的特性使然，所有革命過程中獲得的權力和資源，必定集中在最後一個統治群體或最後一人。要求這些在重分配過程中勝出的統治群體，基於虛無飄渺的道德，放棄一連串搏命殺伐後才好不容易積聚的資源和權力，實在違反人性內在法則。反革命勢力早在革命過程中被徹底消滅，也不可能再有其他籌碼去逼使新興統治集團放棄他們的掠奪所得。

革命的想像，和革命的結果，存在誘因相容的問題，從而革命不可能導出實質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大合唱。

攤開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革命史，斑斑血跡，便如前述循環。這些國家很少因為前殖民祖國的「剝削」而貧窮。部落戰爭、一再循環的山賊正義、始終無法步上軌道的政治制度和財產權制度……方是構成貧窮的主要禍首。指控外來的跨國企業貪婪好虐，終究只是民族主義者和西方左派的方便想像。柬埔寨、尼泊爾、「被西方世界遺棄的」拉美和非洲，他們的革命也許是歷史的必然；然而他們的貧窮，最該負責任的卻不是別人，而是他們自己。

蘋果日報　　2006.02.22

杜念中

尼泊爾逐漸下沉的地平線

上個世紀六、七０年代，亞洲給了西方年輕人兩種啟發。當時中南半島發生「人民戰爭」，受壓迫的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奮勇抵抗帝國主義和土豪劣紳的壓迫；目睹第三世界不公不義的西方青年血脈賁張，憤而走上街頭，這算是一種靈魂洗滌。另外則是喜馬拉雅山旁的寧靜之鄉尼泊爾，為反物質文明的西方青年提供了一個精神上返璞歸真的淨土。

那個年代，數以萬計的嬉痞聚集在加德滿都，或組成公社，過著互助互愛的生活；或者尋訪高士，終日靜坐冥想。這是靈魂深處的另一種革命。兩種革命追根究柢是一體兩面，代表了對歐美現實世界的反抗和逃避，但是卻和亞洲的現實有段遙遠的距離。

共黨控制逾半土地

昔日洋人歌頌的寧靜之鄉尼泊爾，其實是世界上最封閉貧窮的國家，有個靠傳統維繫的封建王朝和極不平等的階級種姓制度。相較於中南半島，尼泊爾更是人民革命的沃土。不過正因為閉塞，上個世紀第三世界革命鬧翻天時，尼泊爾幾乎紋風未動。但在中南半島已走上後革命時期，拚命追趕全球化列車之時，尼泊爾卻開始了她的人民革命。尼泊爾的毛派共產黨現在已控制了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共產黨一聲罷工令下，全國立即陷入癱瘓。

毛派和尼泊爾的七大政黨聯合起來對國王展開文攻武鬥。過去長期神出鬼沒的毛派領導人普拉錢達（Prachanda）罕見地接受英國BBC訪問，表示國王要不被放逐，要不就是接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後處死，一副尼泊爾即將改朝換代的口氣。

事實上，目前尼泊爾民主黨派反對於內，共產黨包圍於外，分進合擊，王朝的前景的確讓人很難感到樂觀。美國駐尼泊爾大使莫健就警告，尼泊爾將會在毛派攻擊下失守。

比美國更急的是印度，因為毛派口號「反帝，反封建」中所反的「帝」並不是指美國，而是指印度。長期以來印度壟斷了尼泊爾的資源開發、對外貿易和文化產業，被尼泊爾人看成外來的剝削者、政治和文化的霸權。印度也許可以對尼泊爾毛派政權採取圍堵政策，但是無法出兵，因為稍有不慎，立刻會激起尼泊爾民族主義怒火。

尼泊爾的毛派與其說是受到毛澤東的啟發，不如說是祕魯毛派游擊隊「光明之路」的直接信徒。受到「光明之路」在安底斯山區成功經驗的鼓舞，曾經在城市暴動失利的尼泊爾共產黨毛派就撤離到西北貧困的山區建立游擊基地，一九九０年代中期開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策略，逐步進逼首都。

毛派游擊隊的領袖都是知識份子。現任主席普拉錢達是農業專家，擅長組織謀略；第二號人物巴塔拉 (Baburam Bhattarai) 在印度尼赫魯大學獲得博士，是理論大師。有人戲稱他倆為尼泊爾的史達林和托洛斯基。

二００一年，尼泊爾王室血案發生後，巴塔拉寫了一篇分析，被紐約的老左派刊物《每月評論》取得，視為至寶，給已經了無生趣的西方左派打了一針強心劑。

毛派革命難獲奧援

但是就算革命成功，窮困的尼泊爾究竟何去何從，也仍然是個難題。夾在中國和印度兩個巨人之間，再加上美國對尼泊爾毛派與國際恐怖組織結合的戒心，毛派力量要走出尼泊爾必然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尼泊爾毛派的那一套革命理論，現在對北京、上海的老百姓而言，就像對拉斯維加斯賭客一樣的陌生。中國避之唯恐不及，甚至還要防範西藏受到波及，當然不可能給予援助。

從這個角度看，尼泊爾的毛派革命註定是場悲劇。它有內部的條件，但發生在錯誤的時代，不可能得到國際奧援；它講著大家聽不懂的語言，難以獲得共鳴。「失去的地平線」原本就是洋人的烏托邦，有一天當全球化力量延伸到尼泊爾，就算當權的毛派築起鋼鐵長城，可能也將難以抗拒。

蘋果日報　　2006.04.15

杜念中

尼泊爾王朝的末日

這個統一了尼泊爾，並且連續統治尼國長達三百年的王室，正面臨空前危機。

只能用槍護政權

幾百年來，王室是尼國能夠保持多元族群團結的穩定力量，也是民族和文化的象徵，但現在卻成了對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

過去十年來毛派游擊隊勢力迅速擴張，佔領了大部分鄉村，現已成功的包圍了首都加德滿都。毛派能成功，王室錯誤政策要負很大責任。王室用打擊毛派為藉口，剝奪民主政黨和人民的合法權力，任意逮捕不滿人士，造成民主力量和王室對立，導致民主力量和毛派游擊隊聯手，共同對付王室。

盡管沒人看好民主派與毛派的聯合，但這樣同床異夢的組合已讓王室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現在的王室內憂外患、眾叛親離，成了一個只靠槍桿子維持的政權。這樣的政權能夠延續嗎？

西方國家希望尼泊爾恢復君主憲政，但恐為時已晚。王室的命運固然難卜，而民主人士即使成功執政，政令也出不了首都，未來與毛派惡鬥勢必難免，尼國很快將淪為真正的「失去的地平線」。

Dec-19-2005

沃爾瑪為富不仁卻成消滅貧窮功臣

本篇文章摘自：商業周刊第 943 期

作者：彭浩偉

最近不少民眾接到消費習慣調查的電話，電訪人員提出的問題，圍繞著沃爾瑪百貨公司（Wal-Mart）的品牌認知及量販消費習慣，民眾不必多麼敏感，也會知道沃爾瑪要進台灣了。

沃爾瑪百貨公司近年來在國內外拓展市場，都碰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阻力，大抵都圍繞著沃爾瑪「為富不仁」的非議。但紐約大學一名教授卻指出，沃爾瑪對消滅貧窮的貢獻，其實無人能出其右。

微軟公司（Microsoft）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或許是全美國最有錢的人，但是全美國最富有的家庭，則非沃爾瑪的創辦人山姆．華頓（Sam Walton）的直系家族莫屬。美國十大富豪排行榜當中，華頓家族就包辦了其中五名：華頓的遺孀海倫（第十名）、華頓的三名子女──吉姆（第七名）、羅布森（第八名）和愛莉絲（第九名）、以及華頓么子的遺孀克莉絲蒂（第六名）。

華頓家族富可敵國，但對於慈善事業卻不太熱中。老華頓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自傳《美國製造》（Made in America）書中，就曾經表示他絕不會讓任何不相干的陌生人平白獲得好處，而且「強烈認為沃爾瑪百貨不能、也不應該被當作慈善事業。」

逕自幫員工買壽險竟將公司列為受益人

因此，儘管這幾年沃爾瑪百貨業務如日中天，企業形象卻未見提升，更被自由派人士和社會運動分子視為眼中釘和為富不仁的惡劣範本。

前幾年，一樁詐領員工保險金的案子，更讓沃爾瑪的企業形象跌落谷底，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事情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德州原景鎮（Plainview, Texas）沃爾瑪分店的一名員工道格．席姆斯（Doug Sims）因心臟病去世後，席姆斯的遺孀才發現沃爾瑪多年前偷偷地替席姆斯買了一份壽險，不但沒有讓他本人知道，也沒有知會家屬，更過分的是竟然將沃爾瑪公司列為受益人，因此獲得了六萬四千美元的理賠。

事實上，沃爾瑪總共替三十五萬名員工買了這種所謂「死佃農」（Dead Peasant）的壽險保單，雖然並不違法，但是道德上卻備受爭議。

沃爾瑪百貨以低價策略爭取消費者，獲致龐大利益，但是這家公司壓縮員工薪資與福利，禁止員工籌組工會，則始終為人所詬病。但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評論家約翰．提爾尼（John Tierney）最近卻為文指出，沃爾瑪百貨可能是全美國目前對於消滅貧窮貢獻最多的機構。

提爾尼表示，他最近在一場座談會中，企圖挑起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之間，關於沃爾瑪百貨的爭論，但是在「消滅貧窮」的議題上，雙方竟難得出現高度共識，認同沃爾瑪在這方面的社會功能。提爾尼指出，不論自由派或保守派人士都同意，「政府應該竭盡一切可能，帶領民眾走出失業行列，加入受薪階級，但由於許多失業民眾都缺乏專業技能，以致只能從事時薪十美元（約合新台幣三百三十八元）以下的工作，所以政府應該幫助這些民眾，提供更多的所得稅寬減和其他補貼措施，讓他們的報酬實至名歸。」

提供低階工作機會　若增加福利反得不償失

在上述前提之下，提爾尼認為，沃爾瑪百貨無疑是美國目前眾多「消滅貧窮」計畫中，執行最成功的計畫之一，因為這家連鎖賣場提供了許多缺乏技能的失業勞工所迫切需要的低階工作機會。根據統計，沃爾瑪百貨每家新分店開幕之前，平均每個工作機會，會有五到十名應徵者追逐。

沃爾瑪百貨的最低薪資平均每小時九．六八美元（約合新台幣三百元），批評者認為如此低薪會對附近商圈的薪資水準產生擠壓，進而影響整個社區許多家庭的收入。

但是提爾尼認為這種說法還有待商榷，提爾尼引述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客座教授傑森．福爾曼（Jason Furman）的一篇論文指出，「即使薪資再減少一些，這些員工的可支配所得還是增加了。」

福爾曼曾經擔任過柯林頓總統和二○○四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的經濟顧問，屬於自由派經濟學者，他指出，即使沃爾瑪百貨的出現會造成當地商圈的薪資下跌，其下跌幅度，和該社區家庭因為在沃爾瑪購買日用雜貨而平均每年節省八百美元（約合新台幣二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元）的幅度相比，還是微不足道。

福爾曼的統計指出，沃爾瑪百貨的顧客平均家庭年收入為三萬五千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一十七萬元），遠低於標靶百貨（ Target Department Stores）的五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一百六十七萬元），和好市多大賣場（Costco）的七萬四千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四十八萬元），三家連鎖賣場的商品價格也反映出這種差異。

所以提爾尼認為，如果沃爾瑪必須提高員工待遇或增加福利（例如更好的健康保險計畫），勢必要提高商品的售價，或是減少員工數目，這對其低收入顧客或員工，都將是一大衝擊。

提爾尼在他的結論中指出，沃爾瑪的競爭對手當然希望它能調高商品價格，工會領袖也當然會施壓，要求沃爾瑪提高員工待遇和開放籌組工會，因為其中牽涉到各自的利益問題。但是提爾尼表示，令他不解的是，那些自稱捍衛社會正義的自由派分子和社運人士，一心一意要將沃爾瑪除之而後快，卻不知此舉等於是將窮人口袋中最後的一點點的零錢也搶走了，對消滅貧窮一點幫助也沒有。

The Good Goliath

Copyright New York Times Company Nov 29, 2005

John Tierney